券商股杀跌，沪指再创新低

只能通过普遍正义而不是绕开普遍正义去实现个案正义。

但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即是不是充分地有效，也可能通过让司法机构产生抑制武断统治的印象，威权统治者试图为成问题的合法性粉饰。我们也感谢Raymon Geraldson基金会，亚洲研究项目，伊利诺斯法学院政治和社会研究中心，威斯康辛大学和西蒙佛莱逊大学为本次会议及本书的出版提供的帮助。

对于这样的政权，司法自治的潜在成本大于任何的收益，他们就会寻求其他的机制去获得所需要的可信性。重述这更广泛的争议，威权政权下，司法机关的裁决权却极具讽刺意味地仰赖法官（特别是处于法院高层的法官）掌握和包容法官自身的积极主义冲动的意愿。同样地，在马可斯政权的早期，菲律宾最高法院也没有试图否决军事法的裁决，新宪法的課稅，或者命令对法院的裁决权施加新的限制。我们感谢玛特·路德维格（Matt Ludwig）和赛义迪·儒海(Seyedeh Rouhi)的研究协助。这些问题在威权国家可能尤其的严重。

每一个例子都能发现的重要的动力学是在没有直接破坏私法自治的情况下，威权政权能得到司法的遵从和某种程度的法律合法性。安瑟尼·派瑞儒（Anthony Pereira）的文章（第一章）凸显了这些自治范围的方面。地方党委对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干部的调配，应征得上级公、检、法机关的同意。

……到办事员：十至十五级。[19]属于上级党委（党组）管理的，本级党委（党组）可以提出选拔任用建议。这种政府副职的位置并不是 1954 年以来《宪法》规定的一府两院法律地位平行的当然延伸，而是 1979 年由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确认。本文仅力图在制度细节上通过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命，来展示政治治理如何在条块之间推动。

而每年一次的人大会，对于地方院长都是一次大考，法院工作报告得票率低都会导致院长的政治被动，为此各级法院在 1998 年后都成立了专门承办人大代表提案、建议的工作机构。[24]由于全国人大会的惯例是在每年三月份，地方人大会一般是在年初召开，所以如果是正常换届时的任职，地方党委任命党组书记、代院长一般是在年末。

在当代，主要是中共中央和省、市、县/区委的关系。人大及人大常委会的渐趋强势在中国政治中的表现曾颇引人注目。法院历次机构改革、庭室增设、干部高配，最高法院的意见仅是指导性和建议性的，对于地方党委没有约束力，需由地方法院院长向地方党委请示，争取获得支持。从而形成每一级法院内都是嵌套的、双层的组织管理体制，这是党委对法院组织人事进行管理的基本结构。

司法的政治意义，至少是学术分析理路上以政治入司法，是理解当代中国司法的一个走不出的背景。[26]另外，在上级党委提名人选之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十人以上书面联名，设区的市和自治州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十人以上书面联名，县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十人以上书面联名也可以提出法院院长的候选人。在省、市委书记广泛兼任同级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情况下，对中高级法院而言，审判员、副庭长、庭长、副院长在人大常委会层面上的任免及相关事项，仍需要地方党委支持。[17]通过调整法院院长职级、下管一级等组织措施，法院院长的任命决定权在党委内部归属于上级党委，但是法院所在地的本级党委对于法院院长产生的份量绝非无足轻重。

[33]这样，地方人大在地方法院院长的产生上，支配力有相当一部分转为地方党委行使。[32]时任委员长李鹏在 2002 年 11 月 18 日的日记中记载了向新一届中央政治局有关同志谈在全国人大工作的体会，当前，许多省党委书记兼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党对人大工作的领导在组织上有了保证。

在美国立法例上，不仅联邦法官要由参议院批准任命，而且除联邦最高法院外的低审级法院亦是由国会不时规定和设立的。省高院院长一般配备副省长一级干部，审判员一般配备处一级干部。

而中国政治实践中，只有党委才有协调各方、总揽全局的权能，所以，对于这类事务，法院要向地方党委请示报告获得支持。[2]邓小平说过：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党委向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推荐需要由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大常委会选举、任命、决定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应当事先向人民代表大会临时党组织或者人大常委会党组和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中的党员介绍党委的推荐意见。[22]除了机构、组织、人事之外，在法院的业务活动中，在审判、执行清案中，有较大政治、社会外部性或涉及到与公安、检察院、政府其他部门的协调时，法院会无能为力。[24]任前的酝酿程序、代理院长等做法的引入，实际上使得本级党委的分量相比正式制度有所增加。此外，庭长、副庭长等内设机构负责人虽然主要是本院党组决定，但是均需要同级党委组织部批准。

对此的实际的操作，通常是被拟任命的法院院长先被本级党委任命为拟任职法院的党组书记，先到拟任职法院主持一段实践的工作。[20]典型如 1999 年中央 11 号文件之后，最高法院力促地方法院执行庭升格、执行庭长高配，但是地方党委对此态度迥然不同，[21]以致各地法院执行机构设置名称及规格差异极大。

地、市中院院长，作为副厅级干部，由省委管理，其他干部由地、市党委、组织部管理。这最突出的表现在地方法院院长的任命上。

但是，对人大之于法院，理论上，至少有人民主权等学说支持。[30]地方法院院长不仅在产生上，需要地方权力机构地方人大完成法理上的确认，而且在院长任职后的经常工作中，需要人大常委会及内司委、法工委等工作部门的支持。

[27]院长候选人产生后落选即成为制度现象。[22]民主测评是《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 22 及第 26 条规定的考察党政领导职务拟任人选的必经程序之一。法院院长必须考虑在自己的任期内，本院干部的职级提拔和干警福利。[9]《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干部配备的通知》，1985 年 9 月 1 日，中办发[1985]47 号。

在具体实施表现上，地方人大常委会发展了多种形式，比如人大常委会对法院新任审判员、副庭长、庭长进行资格考试，以书面闭卷方式测试宪法、法律和政治常识，不及格者不予以任命。【注释】[1]美国宪政中有关于联邦、州关系的经典案件麦考洛克诉马里兰案（McCulloch v．State of Maryland）、吉本诉奥格登案（Gibbons v．Ogden）等。

1954 年和 1982 年《宪法》规定的中国政体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架构上是人大领导下的一府两院。第 46 条规定法院院长在内的领导班子换届应当事先向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领导成员和无党派人士中代表人物通报有关情况，进行民主协商。

[31]《关于改进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工作的几点意见》，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局编：《全国人大常委会 2000年执法检查资料选编》，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1 年 3 月第 1 版，第 12 －14 页。即上述人员，在党内手续履行完毕后，均要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

[25]《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第 275 页。[19]在制度之外的实际的人选决定上，本级党委的意见亦举足轻重。[4]现代的话语彻底合并了‘宪法和‘法律、‘法律和‘法院的意义，以至于我们失去了描述这一特定范畴的语言。[5]参见 Max Weber：Essays in Sociology，translated，edited and with a introduction by H．H．Gerth and C．Wright Mills，London：Routledge，1991，pp．196 － 244。

[14]但在制度安排上，则按照管理序列，坚持上级党委的主管权，在两种权力碰撞时，毫不含糊地突出上级党委的主管权。《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九八○年八月十八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29 页。

[30]全国人大称法律委员会，地方省级人大一般称法制委员会。地方党委与地方人大的这种冲突，最后就形成一种政治尴尬：法院党组书记职务已经获得地方党委任命，而院长任职在人大未获通过。

部级正职，省级正职：三至四级。[33]李鹏：《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下），新华出版社、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98 －899 页。